媒体称会所已成腐败新温床 始于赖昌星红楼
4月13日，北京某会所门前。（图文无关） 《方圆》记者张哲 摄4月13日，中国会。（图文无关） 《方圆》记者张哲 摄“红楼,可谓是中国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当时的红楼已经具备了现代会所私密性的宴请、娱乐等高档接待功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李纪周案侦办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厅原厅长李保唐向记者回顾说,“查办李纪周案时,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会所以后在中国很可能会成为推助官员腐败的新温床,值得警惕”。“会所”英文为“Club”,也即俱乐部。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世界上第一家会员制俱乐部诞生在英国的一个咖啡馆里。由于参与者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于是决定组成一种联盟,事实上这就是私人会所诞生的最初。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这种俱乐部为相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提供了一种私密性的社交环境,因而大受欢迎并逐渐流行开来,发展到今天的全球俱乐部景象时,会所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和相同社会阶层人士的聚会、休闲场所,而会所的会员身份,也演变成财富的象征与标签。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会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从服务对象来看,有专门为商界精英、政要人士服务的所谓“顶级会所”、“私人会所”,也有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普通会所”或“公共会所”;从服务内容上分,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温泉会所、雪茄会所等专门会所与综合性会所。 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由于各类会所在发展会员时门槛高,会所逐渐成为了会员的身份与地位象征;另一方面,由于具有私密性、商务性等特点,会所亦是各种关系的融合之地。 基于以上特点,会所受到了一些国人的追捧,特别是对于一些原本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言,由于兼具私密性和缺乏监管等特点,各类会所正逐渐演绎成滋生腐败的新温床,“会所腐败”正成为近年来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一个新型变种。 会所奢华之风正侵袭官场 据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倪泽仁观察,在我国,各类会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其中以北京尤为突出,仅北京市的会所就超过一万家。 在倪泽仁看来,各类会所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诸如商务会所、私人会所、某某俱乐部等,但其主要功能趋向一致——“除了提供较为昂贵的餐饮、娱乐、健身、美容等服务外,还具有一个在隐蔽的空间里提供私密性服务的特征”。 “会所并没有原罪,其自身的发展无可厚非。不过,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已经表明,在这个富商、政要、名流交际生活的私密空间里,会所在满足权贵阶层物质精神需求的同时,会更加容易衍生出损害公共利益、挑战社会风尚的腐败行为。”倪泽仁认为。 作为源于欧洲富人阶层的“舶来品”,“会所”这一词汇在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后,不时牵动着国人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 2010年8月9日、10日,温州一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了某东方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的温州地方在职高官,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其中包括温州人大、政协、纪委等部门的要职官员。 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在国内引起舆论热议,2010年8月11日,温州市委连夜作出决定,严令20多名官员无条件退出高尔夫协会。 2011年4月15日,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网友在微博贴出,结果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围观和质疑。次日,上海市红十字会核查事件后,责成卢湾区红十字会对超接待标准费用部分个人承担,并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现象。 2011年5月14日,央视著名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透露故宫(微博)博物院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相当高昂,高达100万人民币。芮成钢还算了一笔账,“500个会员就是5个亿。这个钱够修5个建福宫的”。此言论一出,故宫深陷“会所门”事件,饱受舆论指责。迫于压力,故宫方面后在官方微博中表态,建福宫花园主要用于接待国际国内贵宾参观,举办文化沙龙、讲座等活动,举办新闻发布会等,“不存在也不可能作为所谓的顶级富豪私人会所”。 “乱象纷呈的背后,折射出会所的奢华之风正在侵袭着中国官场。”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点评说。 “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的会所经济问题。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的差异化,是消费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消费的小圈子化,是高档消费的具体表现,高档会所的出现是市场细分的结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告诉《方圆》记者,在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都会有一批相对封闭的高档消费场所,与传统的消费方式不同的是,这些高档会所消费带有明显的特权化色彩,一般走“高端消费路线”。 “这类高档会所通常是少数官商名流的聚集地,它们远离普通消费者的视线,具有隐蔽性。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于官员在会所消费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官员喜好将高档会所作为消费场所的首选。” 乔新生进一步解析。 “所谓会所,简单地说,就是以会员制消费形式而交际娱乐的特定场所。因为会所运行的私密性和隐蔽性,会员在会所里消费的一些非公开化服务项目,无法被外界察觉。某些高档会所已经异变成为专为富商与政要交际生活的灰色空间,游走于法律规章的边缘。” 陈潭认为,由于法律上的空白、监管上的缺失、运行上的不透明,官员在会所的各种行为包括腐败行为通常不被关注。 以消费之名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官员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开始被摒弃,“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逐渐成为更受腐败官员们青睐的方式。 通常,这种隐蔽的会所腐败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收受会员卡或直接记名挂账的方式,以会所消费之名行贿赂之实。 “以海淀区为例,这两年,检察机关查办了不少利用会员卡进行行贿、受贿的新型案件。与购物卡一样,会所的会员卡也是非金融机构发行的一种单用途预付卡,但相比于购物卡,会员卡具有更强的隐秘性,而且会员卡不仅是消费的一种途径,更是一种身份和生活品质的象征。”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一些顶级的会所对入会设置了较高的经济门槛,限额发展会员的会籍,这类会所的入会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部的某著名高尔夫俱乐部,海淀区检察院曾经查办了中国某矿业公司经理收受了一张该俱乐部价格45万元的高尔夫球会员卡受贿案。 记者在暗访这家俱乐部时了解到,要成为该俱乐部的会员,首先要交60万元办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俱乐部工作人员还宣称:“俱乐部每年发展会员的条件都会有所提高,名额有限,这张高尔夫球会员卡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不想用时还可以转让,俱乐部不限制会员卡的转让。” 对于高尔夫这项“贵族运动”,许多已落马的官员曾对此很痴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便是其中的代表。郝和平在狱中悔过时曾表示,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和高尔夫会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了解,郝和平在任时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一到星期天不打球浑身难受”,他经常乘飞机到全国各地找最高档的球场打高尔夫。只要发现一家满意的球场,郝和平就会向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也有一些行贿人,投其官员所好,不直接向官员赠送会所会员卡,而是将自己办理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者共同享用,或者利用会员的身份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违法行为。” 罗猛说。 变相的贪污 另一种会所腐败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在公款办理会所会员卡的过程中变相贪污。 在办案中,罗猛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2009年,中国某技术研究院(系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经济效益较好,为了给职工谋取福利,该研究院向北京某五星级酒店康体中心购买了一批会员健身卡。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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