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 80后其实不反叛不自信 一直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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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80后”一代正式步入三十岁。如果说不是简单贴标签，那么这代人身上确实有几种特殊的维度：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的第一代人，独生子女一代，成长在网络迅猛发展的一代，80后如今面临的房子、结婚、户口、表达权等等，也正是几乎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部。80后终将成长为这个国家的主力和领导者，而他们在想什么？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行为模式，有明显特征吗？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回过头细想，80后一代，青春将逝的他们，叛逆过吗？
曹景行：“ 两会三人行”，今天继续行。今天要谈的题目是“80后”三十而立。
先从李想开始， 李想81年出生，泡泡网创始人。
李想：我现在负责汽车类网站，最大的一个是汽车之家。
曹景行：再介绍日本“80后”，加藤嘉一，生于1984年，现在在北大读国际关系研究生。你是专栏作家，为日本媒体写吧？
加藤嘉一：也为中国，也为美国，英国都有。
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
曹景行：昨天谈两会是媒体人谈，今天“80后”谈。作为“80后”你觉得你的同龄人对今年的两会关心什么话题？
李想：应该都是切身利益问题。很多人关心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的。还有纳税问题，个人所得税。现在很多“80后”挣得本来就不多，但是却变成了交税的主体。
曹景行：宏观经济、中国经济转型或者说产业升级、反腐败，这类大的话题，关心不关心？
李想：这方面我是比较关心的，因为我们网站本身处在这个大行业之中。我们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大势的发展，所以对这些很关心的，包括三网合一，跟我们息息相关，随时在盯着。
曹景行：比你年轻一些的员工当中，他们对这些宏观话题给予的注意力多吗？
李想：关注度非常低或者几乎感觉不到在关心，因为这个和切身利益还很远。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每个人关心好自己的利益才能再去承担责任。
曹景行：公司的投资者、管理人员，你们可能考虑的面更大一点，关心的问题更多一点，层次更高一点。医疗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如果有孩子就一定是读书问题，想买房子就是房子问题。
李想：我觉得每个人更关心自己身边看得到的问题，而我们非常鼓励员工去关心。因为每个人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好了，如果不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大环境就会变差。
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
曹景行：应该说“80后”现在对房子很关心。房子的问题到底和整个“80后”有什么关系？在日本“80后”买房子的问题大概跟中国区别很大，这个我想听听…
李想：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现状是，各方压力要求你结婚必须有一套房子。目前“80后”已经到了要大规模结婚的年龄。
结婚的压力逼着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搞一套房子。住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看着房价蹿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自己工资的涨幅，这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曹景行：跟你一样层次的人不困难。
李想：我们以前的人肯定不困难，因为五六年前都买了。
曹景行：“80后”中间阶段，工作时间不长，但又要结婚的那部分。
李想：25岁到30岁之间的。
曹景行：他们是不是都买不起房子，还是有不少人已经买了？
李想：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要做到中高层才能买一套房子，付一半的首付，同时保证自己每个月的月供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曹景行：一般的员工行不行呢？
李想：在北京，一般的员工几乎没有可能。
曹景行：政府表示这次会下很大力量推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对他们有没有作用？
李想：大家感觉经济适用房和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排号时总是觉得背后有很多东西在左右，还有大部分的人没有北京户口。种种原因把大多数的年轻人挤在了外面。
曹景行：不分户口能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李想：当然很重要。而且能够改善居住品质的廉租房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曹景行：有了廉租房能结婚吗？
李想：这个还要看他们当地的风气，因为我觉得家长还有所谓的各种风气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太多不必要的压力了。
曹景行：这次两会当中提到的有关房价以及各种调整措施，您的员工他们会关心吗？
李想：我觉得大家都在看，也都在关心，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土地的拍卖方式。因为现在地越来越贵，房子自然就贵了，地都拍到了比房价还贵的时候，再出来的新房出售的时候不可能比这个地便宜。
1984年出生于静冈县。2003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研究生。他在做研究的同时，加藤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
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
曹景行：对北京“80后”来说，房价问题非常重要。
李想：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还要减少一些父母、风气对大家造成多余的无形压力。
曹景行：结婚非要有房子这样的一种风气，是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有这种风气吗，结婚一定要有房子？
加藤嘉一：不可能。
曹景行：干脆就贵得不可能了是吗？
加藤嘉一：而且有房有车怎么变成了结婚的一个标准呢？这是充满中国特色的。
曹景行：日本青年这么理想？大家讲爱情不讲物质吗？
加藤嘉一：越聪明的人越不买房，聪明人是不买房子的，至少在日本。
曹景行：东京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多少年，他有想到要买房子？
加藤嘉一：至少踏踏实实工作十年之后，才会想到买房的问题。当然这个十年，很多人说大学毕业之后大概五六年结婚，这从中可以看到结婚和房子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当然，如果有房子的话，那更好。或者说你是在地方或者说在外地等其他地方工作的，已经有房子了，父母有房子了，有些人会跟父母一块儿住。当然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不能接受跟对方的父母一块儿住，这个太封建了。
所以很多东京过日子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租房子。
曹景行：比如说在东京，年轻人一般租多大的房子？
加藤嘉一：30、40平米吧，50平米的也有，但像北京的100多平米的情况非常少。
曹景行：像李想的员工是大家一起合租。
加藤嘉一：合租大概20、30平米。
李想：像我们的员工一般会选择三个人去租一个三室一厅，每人一间这样来处理。
曹景行：像这样的话，房租一个月大概要多少？
李想：在中关村附近的三室一厅大概需要4000块钱左右。每个人大概一千多元，同时生活品质还有一定保证，因为有自己独立空间。
曹景行：日本东京呢，加藤租过吗？
加藤嘉一：我没有租过，但是我知道30、40平米最便宜也得5000人民币。
曹景行：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呢？
加藤嘉一：夫妻的话可能要租50、60平米，这样的大概需要一万人民币。东京很贵的。
曹景行：大概占到他工资的多少？
加藤嘉一：大概占到工资的10%~20%或者是20%~30%。
曹景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
李想：我们大部分都在20%~30%之间。
曹景行：比较小的可以合租。夫妻两个单独租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可能就得4000左右了。
李想：对，但是夫妻两个收入加起来可能比例会下降一些，大部分以20%~30%作为自己居住的一个选择。
曹景行：这是租房。买房呢，你刚才说十年才买得起，是不是日本年轻人对非要买房的概念不像北京那么强烈？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日本泡沫崩溃之前的年轻人当时是什么状态，有可能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中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因为他们相信房子是越来越涨，无限的涨，我父母那一代是这样想的。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也去买房子，后来卖掉了。
很多年轻人都是以投资为目的，不是为了住而买。我觉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今后没有什么投资的可能性了，主要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住的地方。
日本年轻人比较冷漠或者冷静，不管租的还是买的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是你的家，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都是你在住这个地方，就觉得已经有安全感了。
我发现今天中国很多年轻人非要有房子，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产生不安。这种比较浮躁的那种对未来不安的心态，在日本稍微好一点，我们不在乎它是租的还是买的。
曹景行：从你出生以来，日本的房价不是往下走，就是在保持平稳。
加藤嘉一：对，维持现状。
曹景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是在向上走，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现在不早一点买的话，也许像很多地产商说的，再过多少年北京的房价又要翻一倍了。所以中国年轻人会有这种浮躁心态，很大就是现实所迫。
这次两会提出有关房价的措施，也许我们的年轻人对整个房价能不能降下来还没有把握？
李想：我自己始终认为，从长远来看，房子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事情。过去也实现了很多政策，有的政策越用，房价就涨得越高。
当市场忽然没有需求的时候，你再怎么鼓励，房价也往下降。我始终认为房价是一个市场经济化的产物，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土地拍卖制度要进行一些合理的调整，我觉得房价就可以趋于合理化。
曹景行：问题是他们觉得有没有希望？会不会有一种这辈子真的买不起房的感觉？还是可以想办法多赚一点钱？
李想：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包括我们一过完年，很多员工就想要回家，不想在北京做了，因为觉得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遥遥无期。尤其是很多非常年轻的，刚毕业的员工，这个让我们自己其实也挺心痛。
我们更多的是鼓励他怎么去努力，也让他看看其他的年轻人怎么通过努力，自己买了房子，怎么改善了生活，只能靠这种方式鼓励他。通过自己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创造一个更多的价值，达到更多的成就，达到相应的收益，从而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很多人说了，尤其是过年回一趟家，发现家里的同学自己开一个洗衣店都挣出房子来了。因为很多地方买一个90平米，一两千块钱一平米的房子不是很难，家里凑凑钱就能买了。有房没房，在很多人的心理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曹景行：你刚才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的员工有一些过了春节不想回来，都想回去自己老家去发展了。那这种情况在北京的“80后”当中，尤其是没有户口的，是不是开始成为一个现象？
李想：我看到这样一些苗头，因为大部分在北京上学又工作的孩子不是北京本地人，可能是一些偏远农村或者是一些小的县城的，尤其是每到春节，他们要通过很辛苦的方式买到票，很辛苦的回了家，然后可能本身这一年又没有攒到多少钱，回去以后发现那些在当地的同学过得比自己好，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曹景行：春节回来，大家交流的时候，这种话题谈得多吗？
李想：我确实遇到过几个员工是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员工提出来其实都是合理的，我们要看怎么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怎么解决呢？像现在做IT的，有没有可能不在北京，比如他回到他家里，同样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也可以继续工作。甚至作为企业，不一定要在北京，可以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李想：在北京其实还有北京的好处，比如说北京的人才其实更多。虽然我们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密集的沟通，面对面的沟通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管理模式跟别的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载体或者是使用的工具，生产力模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如果说放在家里降低成本和放在我们公司里提升成本，我们更愿意接受后者。提升成本而保障更流畅的沟通，从而更好的发挥整个团队协作的效果。
“80后”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于有没有住的地方
曹景行：“80后”除了房子还关心什么？工资吧。
李想：关心收入。
曹景行：日本呢？
加藤嘉一：应该是收入，工作有没有前途。我发现中国的“80后”跳槽非常普遍，这个在日本绝对看不到。我们日本的企业文化是终身雇佣，但这种传统的企业文化正在下降。
年轻人还是要看到公司有没有前途，包括东大毕业的，他们毕业以后很愿意去大企业。经济越下滑越想保守一点，想让自己未来多一点保障。
所以对日本“80后”来说，收入是一方面，但是第一年的收入高不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甚至是退休以后有没有保障，能不能拿到一个合理的退休金，就是年金。
曹景行：对他来说首要是稳定，然后在稳定的基础上，收入再上升。
加藤嘉一：稳定压倒一切。你第一年的工资并不重要，比如说北大很愿意去的高盛集团、麦肯锡这些外资企业在日本并不受欢迎。虽然工资是高，但是他们更愿意去商社，因为那更有保证。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一年比一年涨的，虽然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是有未来的。
到底什么是有未来，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退休之后的保障或者说会不会被开除。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人更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走。与此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想一夜成名，这种现象在中国更多。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有那种爆发力，其实跳槽是有风险，但是他们还是想尝试，不停的换公司然后去尝试自己。
我觉得 “80后”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于有没有住的地方，还有你现在是凭什么活着，你的灵魂在哪里？如果在北京生活不合理，但中国有很多的中心，北京、上海、广州，包括成都、郑州，有很多城市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去？
你在北京没有户口的，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安全感，但是你为什么非得要来，可能是大城市的诱惑，就是像海萍、海藻那样的。今天日本年轻人的安全感和中国年轻人的安全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有趣。
曹景行： 李想你听到加藤说我们是比较敢冒风险，敢跳槽或者是想一夜成名，你感觉怎么样？
李想：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中国大部分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反的。
曹景行：有一部分想考公务员，考一个很安稳的金饭碗，这个有一部分。
加藤嘉一：那是被公务员。
曹景行：更多的？
李想：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媒体就喜欢炒那些一夜成名，媒体就想炒一夜暴富的事情，造成很多人接受的信息和接受的心态就开始改变。
有很多愚蠢的企业会胡乱瞎开工资去挖人，让人跳槽。这个其实不是双刃剑，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现象造成很多年轻人有一种赌的心态，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改变了或者是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包括做技术的总是希望去做一个非常牛的技术，但是这个概率跟中彩票没有什么区别。
但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媒体天天都在这么宣传，很多公司在胡乱的瞎抬价格去挖人。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想着怎么去培养人，怎么样一点一滴不断的去成长。媒体应该讲一些积极的背后的意义，而不是把这些“暴发富二代”天天讲来讲去，搞得大家心里很难受。
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幸运，“70后”比“80后”更幸运
曹景行：现在中国的“80后”在创造性方面，开创性方面还是不错的，或者说他还是敢于去冒这个险。
李想：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其实在一个上升的社会，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会涌现出很多的机会来，就有很多人会抓住这些机会往上前进。可能和日本更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发展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发展可以解决很多的矛盾，解决很多的问题。坦白讲，我认为，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很幸运的。
曹景行：许多“80后”可能有一种感觉，前面有“70后”，好像好的很多位置和机会都被他们占了，所以“80后”在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有点郁闷，那时候“70后”与“80后”之间的论战也有不少。
现在“80后”也开始成熟起来了，开始面对我们现实当中的许多问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社会，利用这个社会当中现有的机会，开始趋于这种比较成熟的思考。
李想：我觉得更大的一个角度其实越来越多的“80后”会选择我要去负责任，我要去选择。
从客观讲，“80后”的机会真的不如“70后”好。比如说最关键的，90年代向21世纪转的过程当中，“80后”很小，看见了机会但是还不成熟。大势有，但是我没有势头。当时“70后”大势有，自己又在成熟的年龄，有成熟的思维模式和成熟的教育，从这个客观上讲，“70后”确实比“80后”更幸运。
曹景行：他们那个时候读大学大部分都不要钱，或者是分配还不错的时候。
李想：中国是从99年尤其是新经济开始出现以后快速发展的，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是小孩。我们看到那是机会，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能力去抓住这个大势，这种情况下“70后”要比“80后”幸运。
但是另外一方面，“80后”最难受的一点是父母或者社会压力替我们做了过多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是父母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跟我们无关。早些时候大家觉得“80后”不负责任，很自私，我觉得这个不是由“80后”完全决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选择真的被别人决定了，我们能负什么责任呢？
曹景行：加藤应该知道中国的“8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70后”还有自主的一些选择，到“80后”，现有教育体制已把“80后”完全框在里面了。
李想：学校、家长把我们彻底框住了，像我这样的，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孩子没戏了。
慢慢的当大家走向社会的时候，碰了越来越多的壁的时候，发现我要自己去选择，自己为这些事情负责任的时候，其实我就能接受更多或者是容纳更多的一切。
慢慢的我们发现“80后”和“70后”、“60后”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生的年代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我们被剥夺了选择权，现在我们被逼到这个口上，必须自己选择，自己负责任。所以就完全不一样了。
曹景行：这个关口大概要到大学毕业。
李想：大学毕业还不够。至少要工作两到三年，如果能在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得到非常好的培训，非常好的授权，有这样的机会的话要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
曹景行：所以“80后”是不是跟其他人相比较，可能成熟的稍微晚一点？
李想：如果从成熟与否取决于这个人负责任的能力来谈的话……
曹景行：或者是能够自己做选择的能力。
李想：确实要晚一点，甚至要晚很多。
加藤嘉一：我们说“80后”有问题，绝大多数也是家长的问题，家长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认为“80后”的承受能力已经够强了。
整个“80后”一直被压抑
曹景行：读书的压力，我一直觉得是虐待。
加藤嘉一：应试教育。
曹景行：我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读书了。一直经受这样的折磨出来的人承受能力应该蛮强，这个就像我们经过下乡一样，我们下乡干活儿，我的承受能力就比很多人强。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读书机制是不是会影响“80后”的性格？
李想：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到性格的。最大的问题还不在学校那里，而在父母那里，因为父母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学校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曹景行：人家还会利用父母赚大钱，办各种各样的班。
李想：父母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一个好的孩子还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这是两个事情。
曹景行：在这种压力环境下出来的孩子，会不会心中有一种反叛情绪？像你是反叛的，对不对？
李想：我其实一点儿都不反叛。
曹景行：但是你这个选择是！
李想：因为大部分人正常的时候所以就显得我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了，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正常的。我下面的员工大部分都是“80后”，家长做了更多的选择以外，其实家长和学校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教他们去沟通。他们很多时候有很多心理的压力。
曹景行：而且“80后”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平时的沟通就是家里对祖父祖母，然后对老师，对同学。
李想：老师也不会教你怎么跟别人沟通，因为你没有机会跟别人沟通，最后的读后感就一个答案，你怎么学沟通呢。
曹景行：因为年轻人都有反叛时期。你们有没有反叛？你们“80后”有没有反叛的时期？
加藤嘉一：我是挺反叛的。
曹景行：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呢？
加藤嘉一：不反叛了。
李想：我感觉我们的员工都不反叛，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在心里闷着。我们最多的工作就是教他们怎么沟通，怎么说心里话，培养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变成可操作的，并让他们自己做到，这是我们现在做得最多的事情。
曹景行：是不是“80后”很需要一种人格的塑造？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原来的教育体制，原来的家庭环境当中可能是有缺陷的。
李想：我真的是说良心话，我接触的很多“80后”，到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们要帮他去培养自信，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完全不自信的。
曹景行：男孩也不自信？
李想：真不自信。
曹景行：有的时候女孩比男孩还自信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
李想：女孩还不像男孩压力那么大。要帮他们培养自信，要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要培养他们的负责任能力，这是做得最多的。
当这些能力具备以后，你就发现其他的根本不是问题，成长也根本不是问题，比你想象的快得多。如果这几个方面没有塑造好，很多东西你喂到他嘴边上，他都不想去吃。
曹景行：日本“80后”女性，结了婚生孩子后就不工作了，有这种情况吗？
加藤嘉一：越来越少。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结婚率越来越低，日本的女性也终于崛起了。很多日本所谓的家庭主妇，他们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平衡心态。比如说家庭的财政权，日本的男人就是把工资拿回来，然后把全部的工资都交给老婆，由她来重新分配，男人是拿零钱的。
日本女性有她们的活法，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是追求一种自己的梦想。不生孩子，不结婚。在这个意义上，我很佩服中国的女性，她们天生有一种斗气，而且你看很多男女关系好像都是女性主导的，把包扔给男生，男的向女的拍马屁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对于“80后”来讲，男女的这种关系我认为基本上是平等的。
曹景行：他谈到中国的女孩子比较爱美。
李想：你到时候会找中国女孩子还是会找日本女孩子。
加藤嘉一：我其实挺害怕日本女孩子。中国的“80后”成熟晚一点，但是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我也很同意整个“80后”一直被压抑。第一次能够解放自己，是你开始工作时，真的知道社会长成什么样子。开始学会沟通，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所以说三十而立，今年是第一次“80后”到30这样的一个时刻。
不要总是把“80后”过于的孤立化
曹景行：您看呢？日本的“80后”未来会怎么样？
加藤嘉一：我觉得还得折腾一段时间吧，因为我们“80后”，就像刚才提到的，从出生到现在听到的好消息不多。我们还说失去了20年，今年还是纪念日。
不管是日本的“80后”还是中国的“80后”，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短期目标就是找到你的位置，就是“而立”，找到你的位置在哪里。日本是没有“80后”的说法的。
曹景行：日本没有按年代？
加藤嘉一：我们是昭和出生的。等于中国的农历，昭和出生的人，我们的精神和对现状的认识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我妹妹是平成年代。
曹景行：平成那一代呢？
加藤嘉一：他们还在迷茫中，还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
曹景行：你们父母这一代应该是日本经济奇迹的经历者。我们觉得日本可以做出这么大的奇迹，就拿丰田汽车来说，早期的时候日本制造业、汽车业也并不是太发达，但是后来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一了，连美国都给你们打败了。这样的一代创造的奇迹，在你们今后还可能创造新的奇迹吗？
加藤嘉一：当然日本的崛起也是受整个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就是说冷战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社会，日本受关注的概率应该说低了。我们说日本制造、战后奇迹、日本腾飞都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可能性今后我觉得很难看到。可能对中国来说是21世纪中国的崛起。
曹景行：你看看，如果中国的“80后”，你觉得他们发展下去呢？
加藤嘉一：在我看来，周围的朋友还是保持一种平常心，我认为崛起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平常心。对中国“80后”来说也是如此。你找到位置，就是说一种回归，因为刚才你知道， 李想是正常的。
说绝大多数中国“80后”是不正常的，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整个社会，整个的家长他们造成“80后”是不正常。
作为一个学国际政治的人，我很关心今天中国的“80后”走进政坛，真正影响这个社会决策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说实话，两三年前我是很难想象的，不可思议。但是经过08年，我也观察了地震、奥运会，我觉得“80后”得表现越来越成熟。我认为不会变到哪儿去，还是要保持一种平常心去做。一方面是祖国转型，另一方面是受到多种多样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就是说这种混合的状态可能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最后落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还是“中体西用”，就是跟今天的日本是一样的，你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东方的，还是讲人际关系，不可能彻底的靠社会制度去决定你的生产力，这不太可能的。
我们日本的“80后”，中国的“80后”还是有绝大多数的共同点，共性是存在的。
不要总是把“80后”过于的孤立化，“80后”、“70后”我们都是人，人本身差不到哪儿去。
曹景行：你学习国际关系，你认为未来“80后”长大后或者是长大过程当中，跟日本的“80后”吵架的可能性怎么样？打架的可能性怎么样？打仗的可能性怎么样？好好的相处，一起合作的可能性，哪一个更多一点？打仗会不会？
加藤嘉一：打仗应该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日本不敢。但是那种良性的竞争还是有的，比如说对于中日经贸而言，过去30年主要是日本向中国投资，包括政府援助建立中国的港口码头。
今后中国企业走出去，那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会想到我们日本的市场有没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中国的企业，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是日本人。
我觉得竞争合作肯定是并存的。
曹景行：比如说李想，日本方面会不会想吸引他这样的企业去日本发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李想：我觉得现阶段对我们而言更多的是在中国市场来做，因为中国市场现在遍地是馅饼，未来的时候，中国馅饼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其实不比外国人笨，应该试一试。
曹景行：如果日本有兴趣跟你合作，在中国发展这种情况有没有？
李想：我自己其实不太在意国度的问题，我总是认为全球化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可能是跟着互联网一起长大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国际是什么太在意的问题，而是你到底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能够发挥多少价值，这个比国家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属性其实更重要。
曹景行：你对这个想法，比如说“80后”当中，像你们这个层面的是不是也是具有差不多的这种想法？
李想：不一定。大部分人还是希望站在自己的角度。
曹景行：谢谢两位！我们“80后”还在成长，很希望能够看到成长起来的“80后”是什么样的，这才是国家未来的真正塑造者。谢谢！
李想：谢谢曹老师！
加藤嘉一：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