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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暂停”是种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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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壹捌 发表于 2020-3-13 14:56: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柒壹捌
2020-3-13 14:56:48 134 0 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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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cleus

利维坦按:



假若文章中对于睡眠呼吸暂停症患者的比例预估可靠,显然绝大多数患者仍处在不自知的状态中,本文译者也是基于这次的翻译工作,才串联起自己从小时候到现在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记忆,进而开始怀疑自己也是“不自知者之一”。

睡眠呼吸暂停症患者会做窒息相关的噩梦,或是直接被憋醒,醒后心跳加速喘息剧烈,就像刚全速跑完了100米的状态。译者曾有去医院检查,怀疑是甲状腺相关问题,检查结果却一切正常,最后也是疏于重视,不了了之。

在翻译完本文后,译者自言“慌得一逼”,开始琢磨着再去做下睡眠呼吸暂停的专项检查……诸位或者您的家人呢如有类似经历,还请多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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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作者)还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整个白天我都疲惫至极,我感觉自己的膝盖都要崩溃了。在我开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融化成黏液滴落在身上了,我能感到自己的脸因为疲劳出现皱纹。

到了晚上,我的睡眠是断断续续的,双腿抽动、突然惊醒,而且醒来后发现自己气喘吁吁、心率飞快。

我的医生对此很困惑。他让我去做了验血、验尿还有心电图——也许他怀疑我患有心脏疾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在夜晚心悸。

但他的猜测并不正确,我的各项检查都正常,验血报告、心电图报告都正常。

于是他让我去做一个结肠镜检查(Colonoscopy),当时是2008年年底,我47岁,反正也差不多到了该做结肠镜检查的年纪了。于是我足足喝了4升清肠溶液来清洁我的肠道,这都是为了肠胃科医生在检查时能用结肠镜拍到更清晰的画面。

至于检查结果,当我终于恢复意识之后,医生说我的结肠很干净。没有癌变肿瘤,甚至连令人担忧的息肉都没有。

但是,肠胃科医生在我的肠道以外找到了病根。

他说:“当你在麻醉中处于无意识状态时,你会在某一刻停止呼吸。也许你应该去检查一下这个症状。这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

当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

睡眠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全身都会发生明显变化。睡眠由多个不同阶段组成,当你在经历这些阶段时,你的呼吸频率、血压和体温都会经历上升或下降。在大多数睡眠中,你的肌肉紧张程度与清醒时保持一致——除了快速动眼阶段,这一阶段最多占全部睡眠时间的四分之一。
在快速动眼阶段,大多数肌肉群都会进入明显的松弛状态。但是如果你喉咙处的肌肉过度松弛,这一区域的呼吸道就会塌陷并阻塞呼吸。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最后一个单词来源于希腊语“ápnoia”,意为“没有呼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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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aic / Karl-Joel Larsson
一旦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你的空气供给就处于长时间被切断的状态,导致血氧含量暴跌。于是你会抽搐,会用力吸气,试着重新呼吸。这种情况甚至可以在一晚就发生几百次,带来大量严重的负面影响。

呼吸暂停会让心脏劳损,因为它不得不急速跳动,加速供血,企图借此弥补血氧不足。血氧含量的急剧波动还会导致动脉斑块的聚积,增高心血管疾病、高血压、中风的风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睡眠障碍研究委员会颁布了一个估算数字,当时的美国每年有38000人因为睡眠呼吸暂停加剧了心脏疾病并因此死亡。

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症状会影响葡萄糖的代谢,加剧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该现象有可能引发二型糖尿病——同时,还会造成肥胖。

再者,睡眠呼吸暂停让人即使睡了觉也觉得精疲力竭,因为你的睡眠从未持续一整晚,这还导致与记忆力减退、焦虑、抑郁相关的问题。而缺乏睡眠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并有可能因此引发交通事故。瑞典一项2015年的调查表明,那些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比其他司机高2.5倍。不仅如此,该症状还会导致员工的无故旷工,患有该症状的人群也更容易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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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York Times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为期18年的调查中,患有严重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的死亡概率比常人高出3倍之多。
(aasm.org/study-shows-that-people-with-sleep-apnea-have-a-high-risk-of-death)

在公众传播角度,“睡眠呼吸暂停危害性”正在经历“吸烟危害性”曾经遇到的困境,尽管当年有研究已证明吸烟可致死,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之间里公众并没有真的把吸烟视为一种可能带来危害的行为。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曾委托某研究团队进行一项研究,据估算,美国有12%的成年人已经罹患这种疾病,但是有80%的成年人从未对该项疾病进行过诊断,该报告还指出,“公众还无法将睡眠呼吸暂停与它引发的各种伴随疾病真正联系到一起。”
(aasm.org/resources/pdf/sleep-apnea-economic-crisis.pdf)

在2019年的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患病率:全球有近十亿人罹患从轻度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
研究者正在加紧探索的步伐,试图弥补大众认知的不足。今天医学界正在加班加点寻找解决方案,研究方向既包括开展针对缺氧的深度研究(身体到底是如何对缺氧产生反应的),也包括如何通过全新的手术或医疗设备治疗这种病症。但是最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团队目前仍然缺乏对睡眠呼吸暂停的研究兴趣。
201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一项关于细胞如何适应氧气含量变化的研究,该研究涉及到了诸如癌症、贫血症等疾病,然而却没有提到睡眠呼吸暂停这种最常见、也是与缺氧最相关的疾病。
对于生活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大约十亿患者来说,他们虽然遭受着睡眠呼吸暂停带来的痛苦,但大多数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病痛,也从来不会操心如何治疗。不过我可以为其他的患者提供一个绝佳的心理学洞察视角:就是我自己。当我意识到自己体内暗藏一种仍需大量研究的、可致命的健康问题时,我最大的疑虑很简单:我该如何应对?

虽然这种病症的长期危害很多,比如肥胖、扁桃体肿大、下巴后缩、衰老加剧等等,这种病症只有在一个人睡觉时才会显现其症状。因此唯一的诊断方法就是监控一个人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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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York Times
在2009年,我终于被长期疲劳折磨得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我的医生不断敦促我去做这项检查,于是我在伊利诺伊州诺斯布鲁克一家名为“北岸睡眠医学”(Northshore Sleep Medicine)的机构预约了一次检查。

为我检查的医生名叫丽莎·希夫(Lisa Shives),一位睡眠医学领域的专家,她仔细检查过我的喉咙之后建议我进行一次多导睡眠图检查(Polysomnogram)。这是一种在睡眠中进行的研究,在此期间我的呼吸频率、血氧含量水平、心率、大脑活动以及肌肉活动都会被监控并记录。

几周后我重新回到这里做这项奇怪的检查,我记得是一个周二的晚上9点,这对于看医生来说也真是一个奇怪的时间,诊室外面黑漆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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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aic / Karl-Joel Larsson
接着,一位技术人员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卧室里,房间里有两张床和一个衣柜。床头背面的墙上横向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玻璃,我可以透过玻璃看到隔壁一个类似实验室的房间堆满了各种仪器。等换好了绒布睡裤之后,我打电话请那位技术人员回到我的房间。她在我的头上、胸口粘上电极,还给了我一件像渔网一样的衬衫要我穿上,这样可以更好地固定我身上的电线。

我在衣橱的镜子里瞥见自己的模样,“一副鬼样子,”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嘟囔着。在我那张疲惫不堪的胖脸上,技术人员用方形的胶带把电极贴在我的额头、脸颊和下巴上面。我看起来就是个糟老头子,而且疲惫至极。

大概晚上10点钟,我关掉了灯,随后很快入睡。

我在凌晨4点半醒来,接着模模糊糊地试着继续睡觉,但是技术人员说他们已经获得了6个小时的数据,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离开。当我换好衣服,技术人员说我的睡眠呼吸暂停“很严重”,另外,希夫医生过一阵子会给做我更详细的数据解读。我本来想出去吃个丰盛的早饭奖励一下自己,但我什么也没吃,直接回到家里了。我完全不觉得饿,唯一的感觉是害怕。

几周之后我又回到了“北岸”医疗机构,这次我是在白天来看医生的。希夫医生让我坐在一块大屏幕前面,显示屏上密密麻麻的是各种颜色的数字、手稿。屏幕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窗口播放着我睡觉时的黑白录像。那个画面让我很不安,好像我在观看一段犯罪录像,身为受害者的我就要死了。

说到死亡,希夫医生告诉我,那一晚我的呼吸停止了112秒,将近2分钟。

另外,正常人使用血氧仪测出来的血氧饱和度在95%至100%之间。那些患有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人群可能会测出85%或更高的数值。但是那一晚我的最低血氧饱和度只有69%,而且多次跌至这一数值。

这个数字到底有多糟糕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手术建议,在手术中,如果病患的血氧饱和度跌至94%或更低,医生应该立即检查病患的呼吸道是否被阻塞,否出现肺萎陷(Collapse of Lungs),或者是否出现了血液循环问题。

我的病情没有给我留下多少选择,希夫医生建议我进行一种手术,悬雍垂腭咽成形术(Uvulopalatopharyngoplasty,简称UPPP)。这种手术和它的名字一样阴森恐怖:从我的软腭切除一部分组织,并以此拓宽我咽喉后部的呼吸道。手术中会经历大量出血,而且术后恢复时间漫长、非常麻烦。希夫医生说她只有在急需切除部分软组织的情况下才会建议病患考虑这一手术,我后来猜想,之所以她建议我接受这个手术,是为了避免我面临更麻烦的第二种选择:呼吸面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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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雍垂腭咽成形术切除示意图。A. 手术前。B. 原始UPPP手术。C. 改良UPPP手术。D. 最少范围的UPPP手术。© Wikipedia
在科学家首次发现睡眠呼吸暂停后的15年里,这种病症只有唯一的治疗方法。病患可以接受气管切开术(Tracheotomy)——这种外科手术的方式就是在你咽喉下方的气管上开个洞,以此让气流绕开被阻塞的那部分上呼吸道。这种手术虽然可以有效地缓解呼吸道阻塞的问题,但是它本身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刚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退休的医学教授艾伦·施瓦兹(Alan Schwartz)多年致力于探索睡眠相关疾病,也是该领域的开拓者。他曾经说:“在早些年,医生对这种病知之甚少,上世纪80年代,当我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们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罢了,我们只是在研究那些最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由于他们的身体组织没有在睡眠中获取足够的氧气,因此他们往往在起床时伴有头痛。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疲惫。他们会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而且情绪多变,伴有突然的暴怒。”

尽管要面临这些问题,但当时的病患仍然对气管切开术望而生畏。他们的恐惧并不难理解,因为这种手术在今天被称为“最后的手术选择”,只有在非常紧急的医疗情况下才会考虑进行该项手术。

“我曾经鼾声如雷,总在夜里突然惊醒,气喘吁吁。”来自阿肯色州温泉村的安吉拉·凯克勒(Angela Cackler)如是说,她在2008年被确诊为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但她回忆称自己从“幼年时期”就已经显现该症状了。

到了2012年,她的心脏已经开始严重衰竭。

安吉拉回忆说:“有一天,因为感到疲惫、极度不适,我走进了急诊室。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心脏衰竭。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告诉我说他们要进行气管切开术。”

直到今日,术后的这7年里她是怎么适应气管切开术的呢?

“这是一场持久战,”她如是说,“我必须做大量清洁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很恶心、很繁重。你无法正常呼吸,你与生俱来的加湿器也彻底停止工作了,你必须想办法弥补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你还是一个极易受到各种感染的人。”对她来说,手术带来的最大痛苦是她再也不能游泳了,而她原本把游泳当作一种娱乐活动。另外,她也讨厌人们盯着她看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这个手术至少消除了她的睡眠呼吸暂停症状。“我再也不打鼾了,而且我也可以在睡觉时正常的呼吸。”

如果时光倒回,她会选择接受手术吗?

她说:“如果我再次面临这个选择,是的,我一定会接受手术的。这个手术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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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ingham Herald

虽然气管切开术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这启发了今天的悉尼大学医学教授科林·沙利文(Colin Sullivan),并发明了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呼吸机(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Machine,简称CPAP),当年它曾经是最前沿的一线医疗设备。

上世纪70年代晚期,沙利文曾经到多伦多大学协助另外一位睡眠科学研究者,艾略特·菲利普森(Eliot Phillipson),并一起研究狗在睡眠时的呼吸控制机制。该实验包括通过气管切开术向狗的肺部输送实验气体。返回澳大利亚后,沙利文设计了一种面罩,可以不需要实施气管切开手术,就通过面罩向狗的鼻腔输送气体。

当时,一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正在计划接受气管切开术,但是“急于了解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奏效的治疗方式。”(沙利文回忆道。)这给了他一个灵感,并且尝试着把给实验狗使用的面罩改进为适合人类使用的面罩。苏利文用石膏倒模的方法给患者的鼻子做了个倒模模型,接着用玻璃纤维制作了一种可以连接导管的面罩。最初的呼吸机非常简陋,鼓风机是用吸尘器拆下来部件改装的,苏利文还把骑行头盔上的绑带拆下来系在面罩上用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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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 Sleep Practice
在一份1981年发表的论文中,苏利文和他的同事记述了这种呼吸面罩的功效,当他们为5位病患佩戴上呼吸面罩之后,呼吸机“彻底消除了上呼吸道的阻塞问题”。

苏利文给该设备申请了专利,经过几年的改进,他推出了一款可以让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在实验室以外使用的呼吸机。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使用CPAP呼吸机,虽然这种呼吸机的疗效取决于患者是否能坚持佩戴使用。

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心理学家史蒂夫·弗里施(Steve Frisch)说:“这种设备需要患者经历一个适应期。”他自从2002年开始使用呼吸面罩,而且,“在使用呼吸面罩的头两年里,我仍然会在夜晚惊醒,醒来时发现呼吸面罩并没有佩戴在我的面部,而我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曾经把它摘掉。

当他习惯了呼吸面罩之后,睡眠呼吸暂停症状终于得到了极大缓解。

弗里施说:“这个设备的益处是让我得到了真正可以带来休息的睡眠,我可以一次睡得更久,而不是在半夜惊醒,心脏狂跳不止。晚上,我再也不会惊醒后大口喘息,白天,我也不会再昏昏欲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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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York Times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CPAP设备的治疗,随着该设备不断自我完善(如今这类设备可以把睡眠相关数据上传到云端,以供医疗人员分析),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并不太美好的事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这些设备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主要疗效。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会和患者面对面座谈,并询问,‘呼吸面罩用起来怎么样?’”施瓦兹回忆道,患者往往不会直面这个问题,而是错误地报告呼吸面罩的功效如何。“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在设备里安装芯片,那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患者使用这些设备的频率竟然那么低。”

当这些芯片记录下呼吸面罩的使用情况,医生们才发现原来患者经常会放弃使用它们。《纽约时报》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呼吸面罩就好像是一部糟糕的科幻片里面的道具,体型巨大、笨重,而且看起来很突兀。”一些研究表明,25%到50%的患者在购买呼吸面罩的第一年就放弃使用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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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York Times

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第一次佩戴它,那台CPAP呼吸机让我一整晚都感到很舒适,当时的我又睡在“北岸”医疗机构的观察室里。而且我早晨起床时感到浑身清爽、感官灵敏,还感到自己多年都不曾感受到的一种活力。

但是自从第一晚之后,呼吸面罩那种美妙的恢复作用就越来越微弱了。而且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使用呼吸面罩,我就无法感受到任何功效。在CPAP这四个缩写字母中,第一个字母C的意思是“连续的”,意思是在你吸气时它会向面罩内输送空气,但是当你呼气时,它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输送空气。
也就是说,在你呼气时其实是在和这台机器的力量抗衡,有时我会因此惊醒,有一种憋闷的窒息感。而且面罩也会持续不断地固定在我的皮肤上,紧紧地夹住我的脸。有时候呼出的气体会从面罩边缘喷出,虽然我闭着眼,但是仍然能感到这些漏出来的空气把我的眼睛吹干了。

不仅如此,每当我躺在床上,躺在我老婆身边,把自己拴在一台呼吸机上,而且我脸上的这玩意看起来像是一个长着肋骨、拖着软管的吹风机——这一切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羞耻感。我老婆曾试图让我看到积极的一面。

她曾经开玩笑地说:“你看起来好像一个飞行员!”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使用呼吸面罩的患者经常受到来自他们配偶的嘲笑。“大象鼻子!”一位波兰患者回忆她丈夫经常给她起外号——比如“外星人”——不久后这位丈夫被赶到了客房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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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aic / Karl-Joel Larsson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如今呼吸面罩是一种常见的家用医疗设备。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众多无法适应这种器械的患者之一。大多数时候,我会在睡眠中不自觉地扯掉呼吸面罩。每天早晨,我都会看到前一晚的数据,并看到原来我根本没有让呼吸机发挥作用。于是我再次回到“北岸”医疗机构,希夫医生会帮我调节呼吸面罩的气流压力数值,并鼓励我试用其他型号的面罩。那段时间我频繁地重返医疗机构做调试,感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然而并没有哪一款设备可以真正帮助到我。

最后就连希夫医生都被磨尽了耐心,她说:“你试试减肥吧,如果能减掉30磅(约13.6公斤),也许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尽管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苗条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但是肥胖让患病几率成倍增高。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的身高是5英尺9英寸、体重150磅(约175厘米、68公斤)。到了2009年,我已经210磅重了(约95.3公斤)。

2010年的时候,我终于下定下决心减肥。我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希夫医生建议的减掉30磅。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称之为“酗酒饮食法”。这来自我在2006年了解到的一些健康知识,当时我了解到戒断成瘾性物质的重要性,比如酒精和糖。从那一年开始我就戒酒了。

首先,你需要摆脱掉这些物质,不是减少摄入而是彻底戒断你不能期望只喝一点点酒,那样这个节食方法就不会奏效了。你必须完全消除对此上瘾的危险。同理,你还需要戒断所有高卡路里食物。所以,你坚决不能再吃饼干、蛋糕、糖果、冰激凌或者甜甜圈了。一口都不能吃。为了监督自己,我会计算每一餐的卡路里,并增加运动量。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坚持了多长时间。脂肪是成年累月积累到身上的,因此我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甩掉它们——我的计划是用一整年时间减掉30磅。我做到了,从2010年1月1日的208磅(约94.3公斤),减到了12月31日的178磅(约80.7公斤)。在我开展这项减肥计划之初,我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誓词,渴望自己能胜利,也逼自己达成目标——不得不说,这些誓言帮了我很大的忙。

文章开头我写道:“和大家一样,我也在新年许愿……”

“还有什么能帮我实现目标呢?我得知自己患有一种慢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我的医生建议我,如果我可以减掉30磅,这种病症也许就会消失。”

也许这是一种奇怪的转折,困扰我的睡眠呼吸暂停变成了一种积极的启发,让我坚持健康饮食。而且减肥的确发挥了疗效,我再也不需要呼吸面罩了。

我曾经在一份出版物上承认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暂停,一开始这让我自己很惊讶。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认为这件事很尴尬,但这并不是某种通常与耻辱相关的疾病,我并不是在承认自己患有淋病。

我猜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公开表达就好像一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在抱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每当我在早上的地铁里看到那些和我一样奔波在通勤路上的中年人,每当我看到他们红扑扑的胖脸上的那些褶皱,我都会替他们感到惋惜。这会让我感到自己是属于这个人群的一员,我很讨厌这样的念头。

但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打赢这一年的战斗并不能让我赢得整场战争。我甩掉的那些脂肪再次慢慢回到了我身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当初甩掉的30磅体重已经悄悄反弹了20磅。随着体重的反弹,睡眠呼吸暂停也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我直到2019年夏天才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正要接受一项脊髓手术。芝加哥的西北纪念医院发给我一份术前调查问卷,其中有一题询问我是否有时会打鼾,我是否常常感到疲惫,我是否曾经被确诊为睡眠呼吸暂停患者。

对这3道题我都给出了确认回答。

“对病人进行睡眠呼吸暂停筛查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会成为手术的一大风险,”西北大学芬伯格医学院昼夜节律及睡眠医学中心主任菲利斯·泽(Phyllis Zee)如是说。不仅如此,睡眠呼吸暂停也可能在术后引发某些不良反应。

因为绝大多数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这些症状了,所以关于睡觉时打鼾以及日常疲惫感的调查问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项2017年的德国研究发现,尽管德国总人口中大约有40%的人可能患有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只有1.8%的住院病人被确诊为患者,对此,该研究论文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患者及医院工作人员对这种病症缺乏足够了解。

“我们可能会基于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病症而选择不同的麻醉药物或剂量,”西北纪念医院麻醉后护理医学部主任兼麻醉师,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如是说。“因为有几种麻醉药物可能导致呼吸道塌陷,或者当你开始注射多种药物时,类似的效果会累加,最终造成呼吸道风险。”

古普塔还指出,那些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必须在手术后接受更长时间的留院观察。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美国外科手术病人中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传染疫情”的睡眠呼吸暂停爆发现象。在择期手术的患者中,四分之一的患者被发现患有这种病症,对于特定人群,患病比例甚至更高——比如在接受肥胖相关疾病治疗的患者中,每10人就有8人患有睡眠呼吸暂停,这将导致患者面临多种风险。

该文章的作者指出,“如果接受骨外科或普外科手术的病人患有睡眠呼吸暂停,他们就可能面临更大的肺部并发症风险,因此就需要重症监护服务,而这一点将极大地加重他们的医疗费用。”

我在那份术前调查问卷上诚实地回答说我曾经被确诊为睡眠呼吸暂停患者,这起到了显著效果。医院很快就安排了我的脊椎手术——仅仅在医生为了我做了磁共振扫描检查之后的1周,我就接受了手术——但是在这短暂的一周时间里,医院坚持要求我在家中接受一项睡眠检查,并以此评估我的睡眠呼吸暂停严重程度。

这次我没有去任何医疗机构,而是从医院带回家一个工具箱,以及一份指南,指导我如何在胸前绑定一条传感器绑带,如何在手指上固定一个脉搏血氧仪,以及如何在鼻子下面固定一个夹子检测我的呼吸状况。但这其中不包括脑电图监测,这就是这些居家医疗检测的一个短板,所有仪器都无法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正在睡觉,但它们都在监测并记录我的身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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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York Times
不管怎么说,这样至少降低了这种医疗检查的成本,也降低了执行的复杂程度,同时,它大大提高了患者诊断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性——目前认为,在实验室内进行多导睡眠图检查成本高、时间长,这就是为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的诊断工作一直如此低效的一大原因。

这次检查发现我患有中度睡眠呼吸暂停(也许是我最后减掉的那10磅体重让我没有患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该检查还为我的麻醉师提供了各种必要信息,帮助他们给我进行麻醉。

“减肥的确有治愈效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肺部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专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如是说。“但唯一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到大量患者无法使用CPAP呼吸机这一事实,因此很明显地,对于患者来说“最大的核心需求仍未被满足”,正如施瓦兹所说。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科学家们又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治疗方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无法忍受面罩的患者开始使用一种牙科矫正器械。

大卫·图洛克(David Turok)是一名牙医,他有多年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经验,他指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发生在病患的口腔后部。粗略地讲,你的舌头在口腔中得不到足够的空间,于是向口腔后部移动,挤压呼吸道。CPAP呼吸机的原理就是强制输入空气,强迫舌头远离呼吸道。其实,有一种口腔矫正器械可以让下颌向前伸展,同时将舌头向前移动。”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支撑器械,利用上排牙齿作为支撑点,并向前推动下排牙齿,同时也让下颌向前移动,最终拓宽呼吸道。

正如CPAP呼吸机,这种口腔矫正器械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由于它将下巴以一种非自然角度固定,因此它可能会让患者感到不适,长时间佩戴还会改变牙齿的咬合情况,并迫使下颌过度向前,而且它产生的压力还会轻微改变牙齿的位置。

但是,在他多年的治疗经验中,图洛克的绝大多数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都通过这种口腔器械获得了成功的治疗效果。

“但这些都是轻度到中度的病患,”图洛克说,“对于那些患有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来说,我仍然推荐他们使用CPAP呼吸机。对于这些患者,我从来不会说你可以选择其他疗法,我会说你一定要先去尝试使用CPAP呼吸机。”

他还指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CPAP呼吸机的患者来说,最确定的治疗方法就是颌骨前移手术(Jaw-advancement Surgery),该手术比加宽喉咙软组织的手术更好。

“相比之下,该手术的术后恢复更容易了,因为患者要面临的是骨愈合,而非口腔组织愈合,”图洛克如是说。但是这种手术也并非毫无风险,比如手术将会把你两边的下巴切开,术后还要将你的嘴巴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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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ight
当然,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患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具体采用哪种疗法也就无从谈起了。图洛克观察到,由于在这么长时间中有如此多的患者仍然得不到确诊,那么牙医应该在确诊这一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应该说,睡眠呼吸暂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口腔病症,”图洛克说,“并不是所有牙医都应该去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但是每一位牙医都应该去帮助患者诊断。”

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疗法,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的口腔矫正器械的电子版:舌下神经刺激(Hypoglossal Nerve Stimulation,简称HNS),也就是在睡眠中施加微电流刺激舌头,迫使舌头收缩并阻止它向下挤压呼吸道。

“我们在20年之前就开始进行这种疗法的初步研究,”史密斯说,“它使用到一种非常小巧的起搏器——与心脏起搏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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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monology Advisor
这种起搏器装置会被植入到锁骨下方的软组织中,并连接一根电线埋藏在皮下组织中,一直通到下巴附近,在该位置电线连接到舌下神经——就是这种神经在控制舌头——并通过一个神经袖带电极实现刺激。使用该设备的病患可以在睡前通过遥控器将该设备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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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为聚酰亚胺三极袖状电极(Polyimide Tripolar Cuff Electrode)。© ResearchGate
2014年,一家名为“启发医疗系统”的公司出资进行了一项研究,并制作了HNS设备,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是主观感受还是可观测量,实验发现这种对上呼吸道的刺激显著改善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

施瓦兹为多家探索HNS设备的公司做顾问,他表示这种设备“的确非常容易被患者接受。”他还说:“如果你醒着,你只会感到自己的舌头紧绷着向上或略微向前伸展着。对大多数病患来说,他们可以很好地适应该设备,并安然入眠。”

但是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研究所却提出反对意见并发出警告。报告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目前针对舌下神经刺激设备治疗中度到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疗效的相关证据都存在不足。”

尽管治疗方法千差万别,但是目前对于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多方意见已经达成共识——使用呼吸面罩,同时努力减肥。

如果这两种疗法不见效,你就需要寻找其他有效方法了。

劳伦斯·爱泼斯坦(Lawrence Epstein)是位于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睡眠障碍医学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他还是美国睡眠医学学会的前任主席,他表示CPAP呼吸机是该学会“推荐的一线疗法”。但他也表示真正的疗法应该是“在尽可能地了解所有医疗选择之后,尝试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量身定制他们可以接受的疗法”。

他还指出,虽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被视为一种病症,但它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引起的——面部及喉咙构造、肌肉紧张、肥胖——因此,并不是每一种疗法都能一视同仁地改善每一位患者的病情。

“我们已掌握大量有效的疗法,但是所有疗法都有其负面因素。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正确的疗法推荐给适合它的患者。”

正如他所说,唯一的标准就是“确定该疗法是有效的。”他还指出,我们距离真正完美的疗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很多人寄希望于未来也许某一种疗法只需要吃药就够了。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史密斯说:“该领域的未来在于神经化学。我们可以治疗老鼠的睡眠呼吸暂停。也许在10年、甚至5年之后,你就可以吃药来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因为这是一种神经化学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单纯只是脂肪而已,也并不单纯是肥胖的组织向下挤压呼吸道,而是脂肪产生了某种激素,并引发了呼吸道的塌陷。”对此,虽然施瓦茨的态度更谨慎——他认为“这种病症同时拥有这两方面诱因”——但他也在持续研究脂肪细胞分泌的激素。

该领域还有一些颇有希望的临床试验。2017年,菲利斯·泽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发现四氢大麻酚(Dronabinol)——从大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合成形式的分子——是“安全且可以被患者接受的”,而且在实验中发现,该药物比安慰剂更有效地减轻了睡眠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

在发布这篇论文时,泽指出:“CPAP呼吸机针对的是物理上有形的症状,而非这种病症的诱因。而这种药物针对的是专门调节上呼吸道肌肉的脑区以及神经,它改变了大脑与这部分肌肉之间起信号传播作用的神经递质。”

还有一些迹象带来了更多希望。在一项小规模国际研究中,研究人员针对两种药物进行了双盲实验——阿托莫西汀(Atomoxetine)、奥昔布宁(Oxybutynin)——发现它们“极大地减轻了”睡眠呼吸暂停,帮助该研究的参与者至少减少了50%的呼吸道阻塞症状。

但是,对于我这样正在忍受睡眠呼吸暂停折磨的患者来说,等待药物可能意味着要等很长时间。

施瓦茨说:“他们一直在预言,我们在20年后就可以通过某种药物治疗该病症。但唯一的问题是,这20年之中病患的治疗需求仍然会不断积累、增多。我们会迎来那一天的,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多种相当有前途的药理研究方向了。”

耐心总是医疗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无论是等待新疗法面世的耐心,还是等待健康生活习惯最终奏效的耐心,或者甚至是找到那位适合自己的医生的耐心。拿我来说,我现在又回到了长期的节食之中,还预约了一位西北纪念医院的睡眠医学专家。

也许最后这个小故事能说明此时此刻到底有多少病患和我同样在面对睡眠呼吸暂停。当我做完了脊椎手术并了解到自己再次患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在7月联系了西北纪念医院并预约医生。工作人员回复说,他们将尽可能早地帮我预约医生——但是要等到10月下旬才有可能就诊。


文/Neil Steinberg
译/罗罗诺亚·索隆
校对/芥川慈郎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sleep-apnea-apnoea-snoring-heart-disease-breathing/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罗罗诺亚·索隆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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